第一节 
独树一帜——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的产生，当然是以孔子为标志。但儒学史却无法完全从孔子开始撰写，理由很简单，这是一个从传统中建构出来的学派。孔子以为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术而》的人，传统以及传统中出现的那些圣贤们是他自己心灵和思想的支撑。关于儒家思想的起源，有两个角度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着眼于“儒”的身份和职业。《汉书•艺文志》提出了儒家出于司徒之官的说法：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胡适的《说儒》也特别注重汉代学者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一书关于儒的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并进一步去讨论儒服与殷服、儒生的柔弱气质与殷商遗民之间的关系，从而把儒的起源追溯到殷商的巫祝。而这些巫祝由于亡国的原因，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则演变为职业的治丧相礼者。儒作为一种官职，出现在古代文献《周礼•天官•大宰》：

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

郑玄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按照这个说法，儒主要承担的是教民以六艺之责。

如果说以上的角度主要着眼于儒的名义和职业特征，那么第二个角度基本上是偏重思想史的立场。学者陈来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中就提出儒家思想本身是三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产物，离开了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去孤立考察儒的源流，就难以真正解决儒家思想起源这一思想史的问题。

从汉儒到近现代学者，对“儒家”的起源与发生，论断颇多，在此不做详述。

一、孔子的生平及其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属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出生地鲁国陬邑，今属山东省曲阜市。对于孔子的身世，他自己曾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见《左传》桓公元年和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奔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的志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更不必说了。在卫国，被卫灵公供养，住了较长时间，晚年终于回到鲁国。大半辈子精力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他对后代的更大贡献也就在这里。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一)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仁”

虽然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存在争议，但从历史影响上来看，没有什么别的观念可以和“仁”相比。《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孔子贵仁”。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了110次，而在《诗经》和《尚书》中，这个词总共才出现7次。这足以说明仁对于孔子及儒家而言的意义。

仁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爱，更准确地说是爱人。《论语》中所记载孔子讨论“仁”的场合，多次直接用了“爱”字。例如《颜渊》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此外，如《学而》篇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及孔子批评宰我时所说的“予之不仁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等。这种关联当然是仁与爱之间意义联系的一种表现。而在那些没有出现爱子的场合，爱的精神也无一不渗透在仁的观念中，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从文字上来看，从人从二意味着两个人，也就意味着仁不仅关联着某一个体的事情，而是某种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可以是君臣父子，也可以是是夫妇兄弟和朋友，或者其他。作为爱的仁指向他者，仁是“爱人”，而不是爱自己。《子路》：“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卫灵公》：“子贡问仁。子曰：‘工欲善其身，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执事、与人、事贤者、友人者，五一不是关联和指向他人。《阳货》：“子张问仁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所谓的五者无一不存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而在所有的关系中，儒家把孝悌规定为“为仁之本”，也就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和兄弟的爱相对于其他的爱来说具有“本”的意义。但要注意这是“为仁之本”，而不是“仁之本”。

仁还有一个含义便是“克己复礼”，一方面把外在的有时显得冷冰冰的礼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以某种外在的约束来限制爱的表达。爱的本质是把人们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而礼则负责构造支撑起这个整体结构，让整体可以延续下去。

（二）以礼为中心的思想

“礼，定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和“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周代，礼已经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政治、宗教、公共生活和贵族生活方式的普遍秩序。对于以周文的继承者孔子来说，礼作为当然的世界秩序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孔子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因此，激发了孔子恢复周礼的使命感。《论语》中“礼”字出现74次，最集中的一篇《八佾》记载的中心就是礼乐之事。孔子对于礼的理解，主要是把它视为为政和修身的基本原则。孔子认为，正名是礼乐秩序得以展开、刑罚得以施行、百姓生命得以安顿的前提。名不正，一切无从说起。《颜渊》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意图通过正君臣父子之名，强调社会中的每个存在都应该依据名分来确定自己的角色，从而恢复和巩固贵贱尊卑的秩序。推而广之，社会上一切人之间的关系都该纳入到由名分所表现的礼之秩序中。以此而教化，也就是后来人常说的名教。同时，礼对于修身也有重要意义。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个儒者的生命必须是一个合乎礼的生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也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孔子认为，恭、慎、勇、直是积极的德行，但并不就是无条件的正确，仍然有过的问题，因此必须合乎礼之制中的要求。

（三）孔子生命中的政治内容

孔门的教育包含四科，其中有专门的“政事”一科，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另外三科——德行、言语和文学——与政治无关。《论语》中记载弟子及时人的问学，包括诸多方面，譬如问政、问仁、问礼、问士、问孝、问知、问友、问事君、问为邦等，比较起来，问政的内容几乎是最多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教育，是以出仕为直接目的的。当然最终的目的是“行道”，但行道是建立在出仕的基础之上的。子夏所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透露出学与仕之间的密切关系。孔子的一生，一直汲汲以求用，并在中年之后获得过短暂的机会。先是在鲁定公九年成为中都宰，并于次年成为司空和大司寇，相定公与齐夹谷之会。定公十二年，提出堕三都的主张，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孔子在鲁国的仕途由此结束，于定公十三年开始了他十多年的周游生活，并在卫国和陈国有过出仕的经历。周游的艰辛和坎坷是很难想象的，畏于匡，伐树于宋，厄于陈蔡之间，即便是出仕的时候，也并不如意。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也有过灰心的感受，“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

在以孔子思想看来，仕不仅仅是通过获得某种政治身份进而参与政治活动，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代表的是对于他人和人类的使命与责任。这是一个作为人尤其是君子必须具有的使命和责任。孔子、冉有、子路等的从政经历可以看作是儒家最早的政治实践，开启了后来儒家和政治权利之间复杂关系的大门。

孔子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他有着极其丰富的人生智慧。在教育思想上，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在为人处事上，他主张“执两中用”的中庸之道，待人处事不偏不倚。这些思想，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财富，也深深地影响着后代的中国人。

孔子死后，儒家逐渐分成八派。《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主张性善论的孟子学派和主张性恶论的荀子学派是最主要的两派。

（四）孔门“四科”与“十哲”

    孔子的弟子众多，后人按照其不同的专长将其分为四类，称作“四科”。每一科当中有若干佼佼者，合在一起一共是十人，称为“十哲”。其依据是《论语•先进》中的一句话：“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自唐开元八年开始，每逢祭奠孔子，皆以这十位弟子从祀孔庙，列侍孔子近侧。

二、孟子的生平及其思想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或字子舆，华夏族（汉族），邹（今山东邹城市）人。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生时，孔子去世已近百年，但他对孔子十分崇敬，十分惋惜未能成为孔子的弟子。他的一生和孔子非常相近，成年后从事私人讲学，40岁后怀着政治抱负游说齐梁等七国，为齐宣王客卿。然而其学说当时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所用。晚年，他与弟子万章等人埋头著述，有《孟子》七篇传世。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宋代以后，地位越来越高，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与孔子合称“孔孟”

生活在诸子思想蜂起的战国中期，孟子直接地受到包括墨子、杨朱、许行等异端思想给儒家带来的压力，以及儒家内部不同派别的挑战，因此对于儒家核心话题的展开有着相当的自觉性，并提出了性善和仁政等对后世发生重大影响的主张。

（一）性善论的提出

《滕文公上》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的性善论，通过良心、本心、良知和良能等观念表现出来。就目前所知，孟子最早提出“良心”一词。所谓良心即仁义之心。仁义并不是外在的，它是心所固有之物：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这段话的重心在于强调仁义礼智并非心外之物，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的，而是我固有的，是内在于心的东西。从心善论性善，这是孟子性善论的基本思路。

（二）孟子的仁政学说

从《孟子》一书来看，“仁政”一词出现了十次，贯穿在他中年之后的政治生活和思考中，可以看作是他一贯而成熟的主张。比如《梁惠王上》：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省刑罚”以下可以看做对于仁政的具体说明。可以发现，仁政不仅是一个包含着从法律、经济措施，一直到礼乐教化等多方面内容的原则，它还是一个以爱民保民为核心，从人心入手、落实到制民之产的“与民谐乐”的政治。孟子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民在政治生活中的根本地位，并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说。正如“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的说法所显示的，权利的最终来源是民，而不是别的东西。得民者得天下，失民者失天下。

在孟子看来 ，仁政是一个从心（不忍人之心）出发的政治。它的前提是每个都有良心，尤其是君主的良心。这是一个以义为本的政治，与此相对的则是以利为本的政治。孟子认为只有以仁义为基础，君主和百姓双方的利益才可以得到根本的保证。同时，孟子认为君主要赢得民心，必须制民之产。民心不能永远建立在抽象的理想和原则之上，它和财产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照孟子的看法，只有士才可以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在任何环境之下坚持自己的心志。至于百姓，无恒产便无恒心。因此，若使民保有此恒心，恒产就成为必要条件。基于此种认识，孟子提出明君“制民之产”的主张。百姓的财产必须能够保证“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只有在生存的问题解决之后，礼仪教化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孟子关于仁政的学说给中国的政治哲学提供一个典范，也给现实的政治提出了一个方向，在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人格修养方面，孟子十分重视人格独立和节操。他有着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傲气，有着“舍我其谁”的气魄和胆识。他提出了“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宣言，提倡弘大刚毅、坚定不移的气节和情操，崇尚死而后已、无所畏惧的任道精神。在利益和仁义发生冲突时，主张把仁义放在首位，甚至“舍生取义”。孟子的这些思想，对后代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荀子的生平及其思想

荀子（约前325—前238）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先秦著名思想家。在儒家思想史上，荀子和孟子一起呈现出儒家思想内部的张力和弹力，自汉至唐，孟荀多并称于世。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学问博大，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义兵于赵孝成王前。公元前255年，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杀，荀子被免官，从此定居兰陵，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直到去世。

荀子的政治成就远不如他的弟子李斯，后者曾经担任秦国的丞相。政治上的挫折让荀子把更多的经历投入到思想的辩论和创造中去，并认真地思考权利和道之间的关系。“从道不从君”的著名说法首见于《荀子》。

（一）“劝学”的重要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荀子》云：“况之著书，主于明周礼之教，崇礼而劝学”阐明了荀子之学的大体。从内容上来看，《劝学篇》是一个全面的关于“学”的讨论。荀子论“学”的角度，主要的不是和知识相关，而是和德性与生命密不可分。在荀子看来，学习的过程就是生命不断塑造和提升的过程，或者一个道德生命成就的过程。与“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类似，“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把知明理解为道德知识，行无过理解为道德践履的能力，那么这种知识和能力并非与生具有，必须通过“学”的方式才能实现。荀子和孔子都强调后天努力尤其是学习对于生命而言的重要价值。并且荀子认为学习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把学习理解成一个“积”的过程。“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按照荀子的说法，学习的对象主要是经典所代表的先王之遗言，《荀子•劝学》：“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而学习的终极目的是成为圣人。

总的来说，荀子对于学的理解，不仅仅着眼于教育或者修身的角度，而是把它视为涉及到生命本质的问题；同时对学的强调，从逻辑上来说包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即人士非自足的或者有缺陷的存在，所以需要通过后天的工夫来塑造和弥补；而生命的缺陷决定了生命主体需要借助于他者来改进和完善自己，单纯依赖生命内部的发掘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学习的过程被荀子描述为“善假于物”的过程。

（二）荀子的“性恶论”

荀子的“性恶论”首先建立在他对性的理解上。《正名》云：“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这是两个并列的关于性的说法。首先，生之所以然的意思，乃是指向生的根据，也就是生而如此的根据。性不是生而如此者，更是生而如此者的理由和根据。其次，“不事而自然”，即突出性非人为或后天所成就者。荀子强调把性与物理的生命区别开来，性并不是就生命的构成而言。而在荀子的理解中，与生俱来的性所呈现在经验的世界，就是情与欲。荀子是落到自然的情欲上来谈性的，这是荀子论性之内涵的核心。

在对人性的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荀子非常明确的提出了他的性恶之论。《性恶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本性是恶的，之所以有善，那是人为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圣人、君主对臣民进行教化，需要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去引导人们。

与“性恶论”密切相关，荀子还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他十分注重礼的作用，主张“以礼治国”。但也看到了法治的重要性，认为只讲礼义，不讲法度，只重教化，不重刑罚，不足以维持统治。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发展了他的政治思想，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四、曾子、子思等其他儒者

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6年）名参，鲁国武城（今山东费县）人，是孔子的弟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孝道”学说，相传他还是《孝经》、《大学》的作者。曾子传承了孔子思想，对孟子的影响很大。如孟子关于孝道的内容很多取材于曾子。孟子的“仁政”“王道”等主张，也明显地受到曾子反对苛政、体察民情言论的启迪。曾子与孔子、颜回、子思、孟子并列为儒家五大圣人，被后世尊为“宗圣”。

子思（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孔姓，名汲，孔子的嫡孙，曾子的学生。后人把子思、孟子及其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相传他还是《中庸》的作者，被后人尊为“述圣”。

第一节  从盛极到衰落——两汉至隋唐时期儒学的演变

一、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

汉代儒学继承了发展了先秦儒学的思想，在汉代赢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哲学，统治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汉代儒学思想十分丰富，他不仅直接传承和发扬了先秦的儒家学说，而且还吸收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它与昌盛于汉代的儒家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对汉代的谶纬神学的兴盛，我国道教的形成和从古印度传入的佛教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儒学奠定了整个两千年来的我国封建社会儒家统治地位和统治思想的基础。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曾任博士、江都相、胶西王相，是西汉时期名儒，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影响重大的经学大师。他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尊天神的宣扬“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思想。董仲舒儒学思想体系中最高的概念是“天”。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均出自《春秋繁露义证》）可见，董仲舒是用天的意志的宗教神权来保障封建政权（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族权（宗法制家长专制主义）和夫权（封建男权专制主义），希望能使封建社会得以长治久安，永远存在下去（“天不变，道亦不变”）。董氏一方面把“天”抬高到“百神之君”的至尊地位，另一方面又把儒家的仁义道德加到“天”的身上，使儒家仁学神圣化。

其次，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较全面系统地总结出了我国封建专制等级制的地主社会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即归结为“三纲五常”的思想，并把它视为天经地义的永恒法则，成为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三纲”讲的是封建地主社会三种主要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关系。“三纲”思想是由董仲舒既继承了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又汲取了先秦法家韩非的思想正式提出来的。“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永恒的道德观念，也是董氏明确提出的。他还用五行五方的学说来论证“五常”思想。

再次，汉代儒学思想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用解经注经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思想也是一大特点。相传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有六部，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亦成为“六艺”。孔子曾整理和研究过这六种著作。之后，六经也就成了儒家的主要经典。汉代儒家思想往往以注经解经的形式出现。当时的经学有所谓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区分。今文经学者，即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作经书。古文经学者，即用古代先秦的古文字写出，而这一文字汉世并不流行，故谓之古文经学。这是从文字上来分的。而今古文经学的不同，还不止于文字。今文经学的解经，专明微言大义，其典型的代表就是董仲舒，他以六经注我的解经方法，通过对《春秋经》的解释，阐述了自己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而古文经学则重视名物训诂，属于朴学考据之学，而没有微言大义的发挥。以此，我们现在所说的汉代新儒学，主要指的是今文经学家们在解经过程中所发挥出的“微言大义”。

二、思想多元化发展的魏晋南北朝

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589年陈朝灭亡，前后历时369年，是中国历时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自秦统一后分裂最长的时期。这一时期，儒家思想日渐式微，玄学思潮较为流行，但并没有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样独尊玄学。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儒、玄、道、佛等思想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于佛教的传入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因素，从而刺激了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发展，因此，三教的冲突与融合也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儒、释、道，三教在争论的过程中互相吸收、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唐末宋初，至宋代理学的产生，才真正使儒、释、道三教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

三、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与融合

隋朝文炀两帝在统治前期，为了刷新政治，也为了招揽人心，做出许多尊崇儒学的措施，如创制科举，简拔人才，网罗图书，大兴文教，初亦未尝不欲励精图治，训至太平。可惜隋朝不能将儒治的理念贯穿始终，朝令夕改，言与心违，儒学教育旋兴旋废。

隋代儒学主要有两大系统，以刘焯、刘炫为代表的经学系统和以王通为代表的经世学派，所培养出来的才俊，都成为成就新时代治世佑文的创制人才，如薛收、房玄龄、魏征、孔颖达等人。

初唐时期，统治者实行的是以儒学为主，三教并重的基本国策。唐太宗尊儒崇经，大兴文教，扩展教育领域，正式颁行科举制度，以经术与文才取士选官；诏令儒臣撰成《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疏，确立了儒学文化的主导地位；修订礼制与律令，开始了儒家思想在礼、法制度层面的落实。武后当权时期，佛教得以昌盛。盛唐时期，唐玄宗奉行初唐的基本国策，扩大儒学教育，开科取士，亲撰《孝经》和《老子》注疏，修定《开元礼》，编纂《大唐六典》，于中国礼法社会的确立，良风美俗的养成做出杰出贡献。大唐盛世时代三大典（《唐律疏议》、《大唐六典》、《大唐开元礼》）的问世，代表着中国礼法社会的正式形成。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号召儒学复兴。中晚唐时期，儒家士子普遍论道重道，对安史之乱进行反省反思，论道思潮兴起。

第二节  儒学复兴——宋明理学的兴盛

宋代儒学复兴，北宋儒学以崇道尊经、排佛抑文为基本方向。儒家学者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经典的注疏上，而是注重从儒家经典中阐释义理性命（人的本性和命运），因此被称为“性理”（人性与天理）之学，简称“理学”。宋代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产物，它以儒家的封建伦理为中心，同时吸取了儒教、道教的一些思想和宗教修行方法，是一种新形态的儒学，因此又称“新儒学”。理学源于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经程颐、程颢等人的发展，完善于南宋的朱熹，“程朱理学”一派在儒家哲学思想史上影响重大。

明代延续宋元以来以儒学为思想基础的文化格局而又有所加深，儒学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既深且广，特别是通过科举的推动，其深入人心的程度，为历代所不及。明朝中期以后，陆王（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朱熹的儒学思想

朱熹（公元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徐州府萧县，南宋时朱氏家族移居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他19岁登进士第，曾任知南康军、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等职。他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尊称为朱子，其儒学思想是宋代儒学发展的高峰。他以“二程”道学思想为宗，吸收和融合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学说，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和《四书章句集注》等书中，尤其是对四书的研究，他一生的学术精力，大部分都投入在这里。

朱熹的学说之所以被成为理学，是因为他把“理”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这个理又叫做天理、无极、太极、道，它是无形无象，先于天地存在的。

朱熹认为，“理”表现在人身上即是人性“天命之性”。理是至善的，所以人性是至善的，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等道德品格。不过，既然人性是至善的，为何又会有恶，为何有些人不符合这些先天的道德规定呢？朱熹认为，这主要受到“气”的影响，由于在圣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受到气质不纯的影响，从这里便产生了人的教育的必要性，去改变和去除气质的这种影响，才能使人人能够恢复其本性，这就是“复其性”。

而“气质之禀”具体到现实生活，则受到人的欲望的影响。因此，朱熹认为，天理（这里主要指封建伦常）和人欲是完全对立而不可并存的，修养的目的就是要向儒家圣人学习，“明天理，灭人欲”。当然，朱熹所说的人欲，不是泛指一切欲望，而是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观念的行为。他的要求是把个人的欲望尽可能降低以服从社会的道德要求，这是有其合理性的。

在具体修养方法上，朱熹了提出了一些理论，核心是“主敬涵养”，要求人们收敛内心，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专一、整齐严肃的心态，做到内无妄思，外无妄动。

此外，朱熹还提出“格物穷理”、“知先行后”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朱熹理学是宋代儒学发展的高峰，但他的学问却一度不被朝廷认可，在庆元年间的“党禁”运动中朱熹被斥为“伪学魁首”，被朝廷落职罢祠，之后死去，直到九年乎才恢复名誉。宋理宗宝庆元年（1277年），朝廷下诏要求学者习读朱熹著作，将他所注“四书”作为科举教材，流传甚广，而四书也借助朱子学派的努力发扬，成为宋元明清儒学思想的新的经典体系。

二、     王阳明的儒学思想

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又名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结庐于越城外会稽山之阳明洞，字号阳明子，学者称阳明先生。他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学说，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少时随父寓京师，学骑射，学辞章、兵法。十八岁与闻朱熹格物致知之学。27岁中进士，受刑部主事，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晚年受命平定广西少数名族的叛乱，归途病发，死于江西南安，卒后溢“文成”。他是“心学”流派最重要的大师，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其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现整理为《王阳明全集》，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习录》。

王阳明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几个命题中。

1、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

“心即理”的哲学命题是王阳明的基本命题，也是他以后诸命题的基础。在他看来，理首先是心中本具的道德意识，一切孝父敬兄之类的伦理活动，皆以心中之理为根据。从心性关系上看，心即性，性即理。他强调，心与性不是二物，心不仅仅是一个空框子，性驻着于其中，而是一个浑成之物，心和性是这个浑成之物的不同方面。“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他认为理是发于心的，心是宇宙的本体，万事万物都是心的扩展和体现。王阳明将宋元及明初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之学完全调转方向，将功夫主要用在内心上，以至全面强调心的主宰作用：“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听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

关于物。一般所谓物，是主体之外的客体，客体不一定与心有必然联系。而王阳明的物是事，是主体的意志、理性、欲望参与其中，有特定目的和行为手段的“事”。他要反对的正是仅有知识论意义，不与道德选择发生关系的格物。在知识方面，他认为心是物显现的前提和根据。如有名的“南镇观花”，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王阳明没有讲被知觉时此花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在王阳明的语境礼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离开心无法谈存在的问题，任何物都与意念的涉着有关。这样，心就是天地间的最高存在，是宇宙的最高造就品。

2、 知行合一

一个行为，知识思想对身体的支配，行是身体对思想指令的操作。知是行为的欲望、目的的方面，行是欲望、目的的实现方面。行而不知和知而不行都是对知行本体的背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对这种背离的纠补。就道德行为来说，补纠的重点是知而不行。因为道德行为的知往往是天赋的情感，不循天赋的道德去行，多是被私欲隔断了。所以知行合一是与王阳明倡导的存理去欲一致的。另外，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也是对当时着重功利、言行不一、虚伪装饰等不良士习的纠正，为的是树立道德的主宰地位，抵抗功利之习的侵袭，使儒家价值理想占据士人的头脑，以此匡正世风。

3、 致良知

“良知”二字源自《孟子》，指的是人的不依赖于环境、教育而自然具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王阳明所理解的良知首先是天理之昭明灵觉，是连通天命之性与万物一体之仁，良知是天理在心中的自然显现；其次，良知是人的一种知是非、别善恶的先天的道德，是天赋的，人人皆有，但由于被物欲障蔽，使人不能直接发现，这便需要学，以去其弊，体认、恢复良知。所谓“致良知”，一方面是指人应该扩充自己的良知，扩充到最大限度，另一方面是指把良知实在地付诸行动，从内外两方面加强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这与“知行合一”的理论恰好吻合。致良知宗旨是王阳明半生军事、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讲学宗旨的概况和提炼。

王阳明晚年总结一生学术宗旨：“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是格物。”这四句话是对应《大学》心、意、知、物而提出的，包涵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观点，对后期学界影响较大。

第三节  崇儒重道——清代儒学简述

清朝由满族贵族所建立，满洲贵族能造就历史上最后一个所谓的“康乾盛世”，除了政治、经济的原因以外，与满族统治者崇尚儒学，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崇儒重道就是推崇儒家，强调儒学的道德教化作用，重在把儒家思想与政治结合，使其官方化，成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比如清政府施行的重开科举、学校制度。承袭明制，举行乡试、会试，整顿学校，继续设置国学和府、州、县学，并设八旗和宗室官学，各省书院也陆续重建。康熙年间，还特开博学鸿儒科，选拔、培养人才。同时，清政府还重开日讲、经筵。所讲皆儒家经典，主讲者为满汉儒学名臣。并且，清政府还积极访求和编纂儒学经典。

如果以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划分方法，我们可以把清代儒学分为理学、汉学、今文经学三个形态：清初理学占主导地位，先是受晚明影响，后来由于王门后学的空疏误国而受到批评，遂使理学的重心由王学向朱子学转变，朱子学登上庙堂并得到清廷的支持。于此同时，明清之际出现端倪的批判反思理学、倡导汉学的趋势在乾隆时期，因编纂《四库全书》等原因而使汉学（东汉古文经学）复兴。汉学家精于考据（也称考据学或朴学）、疏于义理，埋首于故纸堆，不问世事，加上嘉道之际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导致比汉学更古且具有济世特色的西汉今文经学复兴，从而把清代儒学复古的特点推向极致。

这一时期，也一些进步思想家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批判，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脱离实际、空谈误国的理学家进行了严厉批判，主张读书要有益于治理国家，大力提倡实用之学，后人称之为“实学”，但因为政治原因，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并没有延续多久就被考据之风所代替了。

可以说，清代儒学以复古开新的模式集传统儒学之大成，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四节  凤凰涅槃——近、现代以来儒家思想的变迁

近代儒学，目前学界一致的看法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这一时期，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与变革，传统儒学也经历了一个又衰落、正统地位丧失以及向现代转换的过程。由于“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使儒学日益衰微。因此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内容转变为“中西”之争，龚自珍、魏源、曾国藩、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中西”文化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因为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如果将1840年至1915年这一段历史称之为近代的话，那么1915至1949年这一段历史就叫做现代，这一时期的儒学就称之为现代儒学。如何努力将传统儒学思想与现代性结合，或如何努力将传统儒学思想与西方文化某些要素融合起来，使儒学思想适应中国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是现代儒学致思的方向。

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宗旨在于转变人的思想，用一种新的道德观念或人生价值观来改变国人的思想意识。他们提倡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用西方思想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高呼“打倒孔家店”，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向孔子和儒学发起了猛烈攻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宣言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其历史意义是重大的。但运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对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偏见。

有鉴于此，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得到广泛发展和传播的新儒学成为一股思想潮流。方克立先生对新儒家下过一个定义：“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位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的那些学者都看做是现代新儒家”。这些学者包括了五四以来的三代人，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马一浮、贺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张君劢、杜维明等人。他们认为，儒家文化具有优越性，主张弘扬儒家文化的真精神，同时容纳西方文化，对传统儒学进行一定程度的革新。在新儒家的努力下，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新的发扬。他们奔波于世界各地，宣传中国儒学，并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解析中国儒家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质变，儒家思想赖以生成的宗法血缘的家族制度在现代中国社会毫无作用。城市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完全代替了农村。产业革命与城市化的结合已经彻底瓦解了历史上所谓的家族或家庭制度，宗法血缘关系不再有任何的社会作用，儒家思想传统已经完全丧失了她曾经拥有过的丰厚的社会土壤，它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尤其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期前，儒家思想在中国大陆地区始终处于极度衰微的状态。

然而自上世纪末，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重视的趋势。进入二十一世纪则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读经”、“读古典诗词”，恢复优良的道德修养传统，蔚然成风，不少中小学设有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老子》等有关课程内容。社会各阶层、团体、社区也办起了古代经典的讲习班和讲座。央视、地方台也相继举办诗词大会，汉字书写等各种形式的比赛宣扬中华文化。我们还可以看到，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和欢迎，几百所“孔子学院”的建立，儒学经典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这无疑是儒学在“新轴心时代”得以“复兴”的明证。

第五节  儒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曾长期在中华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对我们民族的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价值倾向以及社会心理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倡导的仁政思想和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甚至对于世界和平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的世界政治形势下，恐怖袭击，种族歧视，地区矛盾等问题仍然在滋生和蔓延，我们需要儒家思想来规范世界人们的言行，来塑造世界人们的灵魂，只有人心向善，才能达到世界永久和平的目的；当今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如问题奶粉、地沟油食品安全、郭美美事件等，反映出国民基本伦理道德的缺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当下，儒家的诚信思想，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在生活方式上，儒家所主张的自强不息，积极进取，遇到困难不轻易退缩，谦恭礼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生活智慧，都值得我们一辈子去学习和体会。